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
記近代馬氏三位著名教育家
（上海）馬汝江 摘編
最近，讀到了世界馬氏文化資料中心執行主任、邯鄲學院校長馬計斌宗長一年前為世界各地馬氏宗親紫山祭祖寫的祭文，文末有一句“相伯寅初，敘倫萬祺。列祖先賢，馬氏光榮。”這裏的“萬祺”指的是傑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人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永遠會長馬萬祺先生，為人熟知；而馬相伯、馬寅初、馬敘倫三位作為近代著名教育家，是為人師表的楷模，同樣功勳卓著，永載史冊。
馬相伯：毀家興學，抗日情深
馬相伯（1840年4月17日—1939年11月4日），江蘇鎮江人，他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愛國民主人士，天主教耶穌會神父（神學博士），復旦大學、震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幼年進入天主教會學校讀書，學會了拉丁文和法文，同時學習數學、天文學，後又學習哲學和神學，可謂學貫中西。1870年獲得神學博士學位，經教會授職為神父，成為耶穌會教士。
良好的多國語言功底使馬相伯順利進入李鴻章的幕府，在日本、朝鮮、美國和歐洲辦理外交事務，成為全國著名的洋務活動家及立憲運動的言論領袖。但經歷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失敗後，馬相伯漸悟強國之道：“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以設立學堂為先。”於是下決心在中國興辦新型教育，培養救國救民人才。
1900年，馬相伯將自己繼承的全部家產（上海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產）作為興辦大學的基金。後來在上海徐家匯創辦震旦大學，自任院長，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1905年，馬相伯得到嚴複等人相助，在上海吳淞另創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前身），取意"複我震旦"，馬相伯為首任校長。辛勤耕耘換來豐碩的果實，復旦公學人才輩出，優秀的畢業生有於右任、邵力子、陳寅恪和竺可楨等。作為教育家，馬相伯“毀家興學”的故事，開創了中國教育史的一個時代。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91歲高齡的馬相伯痛斥日本侵略行徑，全力呼籲對內團結、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戰，發表《為日禍敬告國人書》、《國難人民自救建議》等文告，他曾經連續四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說；他先後發起組織江蘇國難會、中國國難救濟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等愛國救亡團體，號召為抗日將士勸募義捐，積極組織救援難民和傷患；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收入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他號召家庭“全家出動”參加救亡運動，兒媳和孫女牽頭聯合多名婦女，自購醫療用品辦醫院，救治抗日戰士。他在上海的寓所被世人稱之為“抗日民主堡壘”，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成為中國抗戰的精神領袖。 馬相伯號召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呼籲社會“恥莫大於亡國，戰雖死亦猶生”。馬相伯把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抗日情懷深深注入他的血液。
營救“七君子”更是馬相伯展露愛國情懷的一次義舉。1936年5月，沈鈞儒、鄒韜奮等著名人士回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並與中共談判，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竟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沈鈞儒、鄒韜奮等七位救國會的領導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沈鈞儒等人堅持抗日救國立場，在獄中和法庭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從事件開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外進步人士就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馬相伯與宋慶齡等人發表宣言，要求立即釋放這七位愛國領袖；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馬相伯親自致信蔣介石，營救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出獄，國民黨政府被迫將七人釋放。七人獲釋後，前往看望馬相伯，鞠躬致謝，合影留念。在這幅具有歷史意義的珍貴照片上，沈鈞儒親筆題寫“唯公馬首是瞻”，這張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學教科書在內的很多歷史著作，為很多國人所熟悉。照片上，馬相伯在眾人簇擁下，端坐正中，盡顯人瑞之相，表明了馬相伯在全國知識界的突出地位和崇高聲望。
上海淪陷後，馬相伯在馮玉祥、李宗仁、於右任等安排下，經武漢、長沙，移居廣西桂林；後來在赴昆明途中，因病滯留在越南諒山。1939年是他百歲誕辰，國民政府對他頒發褒獎令，羅馬教皇向他頒送“聖像”；4月6日許多地方舉行遙祝百齡典禮，隆重壽慶。馬相伯在壽慶之日贏得“民族之英，國家之瑞”（國民黨中央賀電）、“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中共中央賀電）的讚譽。
1939年11月4日下午，馬相伯在諒山去世。馬相伯逝世的消息傳來，社會各界反響熱烈，同聲哀悼。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孤島”裏堅持辦學的復旦大學、震旦大學，師生們的反應同樣迅速。11月5日，他們即在校園內舉行追悼會，悼念自己的老校長、創辦人。隨後，國內外、教會內外紛紛舉行紀念活動。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聯名發唁電，其弟子於右任的挽聯“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成為一代名聯。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員陪同馬相伯親屬去越南諒山迎回靈柩，如今其墓園在上海宋慶齡陵園內。
馬寅初：《新人口論》，千古流芳
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浙江嵊州人，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1907年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講師、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曾擔任民國政府立法委員；新中國建立後先後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職。
馬寅初根據他在浙江、上海等地進行的人口調查和中國的國情總結出來的科學預見，於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新中國人口學的經典之作《新人口論》。這篇文章提出了“中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命題，人口多資金少，是中國的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建國4年來中國人口增殖率為2%，面對人口的快速增長，嚴峻而迫切的現實形勢，我國各行業的生產發展因此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問題。這主要表現在：1、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只能靠自身積累，人口增長太快與資金積累的太慢之間的矛盾是當時我國最大的矛盾，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擴大生產和再生產；中國人口多，消費大，積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比例降低，才能多積累資金。2、科學技術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率需要多搞大工業，搞農業電氣化、機械化。然而，為安排好多人就業，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業，農業搞低效率勞動，實際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人口增長與科學技術的提高與使用存在矛盾。3、在工業原料方面，人口增長與工業發展之間存在矛盾；大辦輕工業可以有效地積累資金，因為輕工業的特點是投資少，建設易，獲利多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積累資金，用來更多更快地發展重工業。但是人口的過度增長卻不利於輕工業的發展與改善，因為人口的無限增殖必然要求糧食生產擴大，相應地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就要縮小，這直接影響到輕工業、間接地影響到重工業的發展；同時，也由於農產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進口很多的重工業成套設備，影響了重工業的發展。4、在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水準方面，我國地少人多，災害頻發，糧食的問題從來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大面積墾荒短期內又做不到，“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他尖銳地指出，控制人口形勢之嚴峻和迫切實屬刻不容緩，政府對人口若再不設法控制，日後的問題將更加棘手，愈難解決，後果不堪設想。對此，馬寅初提出在採用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上，要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的根本解決之路。馬寅初提出針對性、漸進式、人道主義控制人口的系統方案，具體包括三條建議：第一，要定期舉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動態統計，為人口和經濟政策提供準確數據支撐；把人口增長納入第二個、第三個五年計劃，以增強計畫的準確性；第二，要加大宣傳，節制生育，控制人口，有序推進，然後修改婚姻法，運用獎勵和徵稅等經濟手段和有效的行政手段推行計劃生育，達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第三，要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口流產；這也體現對生命的愛護、對女性健康的關懷、對群眾意願的尊重，踐行人口控制思想的“人本”精神。
《新人口論》觀點鮮明、數據詳實，至今仍對中國人口政策產生重要影響。遺憾的是，馬寅初這些主張在當時並未得到政治層面的支持，反而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對待，被扣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國的馬爾薩斯”、“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帽子和罪名。被打成右派，後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由此，我國人口政策又脫離了1956年控制人口的階段，繼續高速增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社會各界的呼籲下，馬寅初得以平反，後擔任北大名譽校長。歷史的發展證實了馬寅初《新人口淪》的正確性和預見性。人們用“錯批了一個人，多增了三個億”來形容這段慘痛的學術冤案。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計劃生育政策才得到貫徹實施。馬寅初為中國人口科學的發展以及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實踐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有當代“中國人口學第一人”之譽，1993年8月獲首屆中華人口獎“特別榮譽獎”。
抗日戰爭期間，馬寅初在陪都重慶任重慶大學教授兼商學院院長；他反對國民黨政府所推行的財經政策，經常公開發表鏗鏘有力的演講，嚴正抨擊蔣介石政權的戰時經濟政策，矛頭直指“四大家族”貪污腐敗，要求重征發國難財者的財產來充實抗日經費；馬寅初剛正不阿的性格和大無畏的舉動，惹惱了蔣介石，馬寅初因而被捕，並被關入了息烽集中營。建國後，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的理論主張，正是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提倡“人多力量大”的時候，考慮到當時那個時代的氛圍，馬寅初遭到批判自然不可避免。馬寅初鐵骨錚錚、高風亮節的骨氣呼之欲出，他嚴謹治學，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不屈不撓，堪為知識份子憂國憂民、胸懷天下的楷模。
馬敘倫：忠誠愛國，不屈不撓
馬敘倫（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浙江餘杭人，著名愛國人士，語言文字學家、書法家、教育家，創建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也是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選為第一任教育部部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使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最初是馬敘倫的建議。馬敘倫也曾把家裏的文物捐獻給國家，在歷史博物館中存有二百多件。
馬敘倫在辛亥革命前，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影響，參加了柳亞子等發起組織的“南社”。1911年赴日本，在東京由章太炎介紹加入同盟會。回國後，在浙江參與籌辦民團，回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後協助章太炎在上海創辦《大共和日報》，任總編輯。1915年冬，為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辭職南下回上海。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聘邀他任北大哲學系教授。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他是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大學的摯友，他們一起領導了著名的“索薪”運動。他分別掩護過李大釗和陳獨秀躲過反動軍警的逮捕。“四一二”政變以後，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響營救了不少共產黨員。西安事變前後，為了阻止對紅軍的圍剿，他受共產黨的委託兩次入川，勸說四川軍閥劉湘採取反對內戰、團結抗日的立場，減少了川軍對紅軍和張學良部隊的威脅，使劉湘為抗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抗戰時期，他更名鄒華孫，明志做中華子孫，絕不為日本人做事，絕不當漢奸，堅決拒絕了日本侵略者的高官利誘。被稱為“無役不與”的積極民主鬥士。
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欣喜若狂，以為雲消霧散，得見太陽，希望國共兩黨通過談判，能實現國內和平和民主政治。可是，通過一系列事實，愛好和平的人們逐漸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黑暗，看清了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嘴臉。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支持下，調集百萬大軍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挑起全面內戰，全國人民對國民政府的內戰政策極為不滿。
在上海的馬敘倫等人發表反內戰宣言，呼籲以具體行動來阻止內戰；馬敘倫和160多位愛國民主人士聯名致函蔣介石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制止爆發全面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審時度勢，重新考慮援助國民黨的價值和意義，從外交上幫助中國擺脫內戰的陰影。可是蔣介石、馬歇爾根本不予理睬。
其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決定馬敘倫、雷潔瓊等組成上海人民團體和平請願代表團，公推馬敘倫任團長。1946年6月23日，代表團啟程赴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當代表團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幾百名國民黨特務和暴徒蜂擁而至，對代表團成員大打出手，馬敘倫及其他代表身受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馬敘倫受傷住院後，周恩來、董必武、郭沫若、鄧穎超等去醫院看望，毛澤東、朱德等也致電馬敘倫表示慰問。“下關慘案”發生後，激起強烈反響，全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聲援上海人民代表的群眾運動，抗議國民黨暴行；美聯社、法新社、合眾社還向世界各地發了電訊，馬敘倫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8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隆重召開馬敘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座談會，稱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堅強的民主戰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堅持真理，思想進步。在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時期裏，他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為新中國的創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人民忠誠的公僕，是同中國共產黨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知心朋友。這是對馬敘倫一生的全面概括，也是對馬敘倫的高度評價。
這三位馬氏著名教育家，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不畏強權，盡忠報國，可歌可泣；他們將永遠被歷史所銘記，也是我們後人學習的典範。
（原文刊載《金紫之聲》2017年6月總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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