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代風流：革命家、學者與詩人
——我所知道的馬曜先生
金丹元
馬曜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德高望重、蜚聲中外的史學家、民族學家。能與這樣一位被季羨林先生稱之為“道德文章並重”的前輩學者結識，多年來聆聽他的教誨，以至後來成為無所不談的忘年之交，我深感榮幸和感激。這真是一種緣分啊。
作為一名集革命家、學者與詩人於一身的前輩，他的人品、學識、為人與鬥爭精神可謂絕代風流、享譽學界。他1931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經濟系。同年，“九·一八”事變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滬西區委領導下做工運和學運工作，後又在湖北、南昌和雲南多地從事地下工作。1937年抗戰以來又積極參加抗日鬥爭，是年，在香港會見郭沫若，並以詩和郭老《歸國書懷》，郭老將馬曜寫的抗戰詩歌交廣州的《救亡日報》發表。1942年至1945年期間，在雲南組織“正記運輸公司”雇用馬幫船戶，承運食鹽支援滇西抗日戰線。1945年與聞一多、楚圖南等聯繫，競選國民黨雲南省參議院，利用合法身份從事爭取民主之鬥爭，1949年8月奉省工委指派與時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談判，敦促盧漢起義，前前後後，歷經多種艱險困苦，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雲南的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嘔心瀝血、克盡天職。解放後，他一直擔任雲南省的民委工作，並從事民族史的教育和學術研究，先後在雲南大學任教授、《思想戰線》主編、雲南民族學院院長、《雲南民族學院學報》主編。1975年他的學術論文《莊蹻起義與開滇的歷史功績》發表後，香港《大公報》全文轉載，《光明日報》隨即開展了相關討論，同年在《思想戰線》第3期發表的《諸葛亮安定南中與和撫少數民族的歷史功績》一文，被當時的《歷史研究》轉載，而早在1963年，馬曜教授與繆鸞和合寫的論文《從西雙版納看西周》就已經引起史學界的強烈反響，此文後又由馬曜先生進一步作補充、整理、加工，形成專著《西雙版納分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在學術界引起轟動，得到匡亞明、佟冬先生的高度肯定。1980年，馬曜任國家民委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先後組織編寫或主編了各種學術論著，如《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雲南簡史》、《雲南近代經濟史》等等，1982年馬曜先生受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篇”分編委委員，《中國歷史大辭典》雲南省編委會副主編、主編。改革開放後，馬曜先後訪問了美國康奈爾大學、佛吉尼亞大學、南加州大學等，將雲南少數民族文化推介到國外，又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學，獲得廣泛好評。一生兢兢業業，勤奮踏實，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馬曜先生還是一位才華橫溢，功力深厚的詩人，他早年在上海求學時，就得到當時滬上名家如呂思勉、徐志摩、錢基博、潘光旦等任教先生的器重，他的詩集《茈湖精舍詩初集》於1948年出版時，錢基博先生親自為之作序，並譽之為“因才抒藻，不乏遒響”，贊馬曜為“滇南詩人”，後季羨林先生稱讚馬曜時道：“先生不僅為詩人，而是造詣精湛深入化境之詩人”。馬曜的詩意境高遠，用典精當，情景交融，氣象萬千，尤其是他的律賦《遊茈碧湖賦》，盪氣迴腸，又柔情似水，跌宕起伏，又韻味深婉。當年馬曜送我此賦時，我讀之再三，不禁拍案稱絕，此賦以駢句、對偶為基本要求，籍以抒情、述懷、言志，洋洋灑灑，揮寫自如，綺麗多變，浪漫委婉，我當時就想起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隨即變題寫了一篇《老人與湖》的美文賞析，此文先發表於由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的我寫的《我以禪心看世界》一書，後又被收入《馬曜先生從事創作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我認為此“賦中自有青蓮之豪邁胸襟，少陵之沉鬱凝重，奇峭不羈堪與長吉媲美，自出機杼企及義山用典”。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具有此等功力者，寰中幾如鳳毛麟角”。
馬曜先生大家都尊稱他為“馬老”，這不僅是因為他年齡大、資格老，更重要的是他為人耿直，胸襟坦蕩，且又平易近人，成人之美，甚至還嫉惡如仇，愛打抱不平。自1985年至1995年，我在雲南民院任教這十年間，我與馬老多有交結，特別是後幾年的相處中，我們幾乎天天見面，每天晚上馬老都會邀我去操場散步，後來王志符先生也一起加入晚餐後散步的行列。我常聽他們說古論今，談學術，說當世，受益匪淺。馬老會講起，年輕時他在上海聽滬上著名學者講課的情景，錢基博的深厚國學根底，徐志摩的文采飛揚，浪漫情懷，興之所至，他還會情不自禁地背誦起先秦諸子的文章，甚至整段整段的《漢書》，我驚訝並佩服他的記憶力，真可謂博聞強記、學富五車，令人深感望塵莫及。他與王志符先生又常共同憶及當年在上海的趣事，如應聶耳通知參加歡迎世界和平大會主席馬萊爵士的晚會，馬老鼓勵並資助友人去延安投奔革命等等。馬老愛才、惜才，文革剛結束，他就忙著為各位老同志、老教授平反，恢復他們的職務、職稱，後又不拘一格地引進了不少年輕學人來民院任教工作。1991年，我破格參評教授，因為是從講師直接晉升為教授，要跳過副教授這一級，這在當時阻力很大，很多人都覺得不可能。但那時我已出版專著四部（其中兩部是在臺灣出版），先後在《哲學研究》、《文藝研究》、《學術月刊》、《文藝理論研究》、《外國美學》等全國有影響力的雜誌發表了近七十篇論文，馬曜先生與張文勳先生認為，依我的成果與學術實力，已足可晉升教授，兩位先生親自為我作學術評審人，並極力舉薦，此事曾成一時之美談，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專著《中國藝術思維流論稿》出版，馬老又親自向季羨林先生索字為拙著題簽書名，張文勳先生也高度肯定此書，並賜序推介。對馬老與張文勳先生的多方關照和扶持，我深懷感恩，永志難忘。
雲南民族學院蓋新房後，幾乎所有教授都分到了，唯獨我因年輕，不僅沒有分到新校舍，就連舊房的調劑都輪不到，讓年紀稍大我的副教授占了。因我的住房實在太小又簡陋，所以我也有意見。馬老得知後很生氣，多次找校領導反映，認為首先要解決教授的住房問題，說他們不尊重人才、不愛惜人才，甚至提出要把他的住房讓給我。民院其他多位老教授如王志符、汪寧生、楊知勇等也為我抱不平，據理力爭。此事雖最後並沒成功，但馬老為我抱不平，不怕得罪人的言行舉止，使我深受感動。特別是我在民院任教的最後幾年，馬老與我幾乎無事不談，包括他看不慣的事，他不愉快的事，都會向我傾訴，有時甚至別人請他寫評語、作鑒定等，他也會交我代為執筆。於是，我們就成了真正的忘年交。我離開昆明，被引進至上海大學任教後，他與張文勳先生仍與我書信不斷，舉凡有新著問世，我們也都互相贈送。每次我回昆明避暑，一定會去看望兩位先生，交談甚歡，情深誼長。
馬曜先生逝世已十二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那極富正義感的為人處世，他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仍歷歷在目，終生難忘，每每憶及，總有如沐春風之感。馬老是我的良師益友，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馬老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學者風範，為人師表，他對後學的提攜、激勵，他的直率、剛毅與大度和時時映現出來的知識份子的良知，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當此馬老離世十二年之際，特寫此文，以示深切的緬懷。
題目也可改為：《我心中的馬曜先生——革命家、學者與詩人》
作者金丹元，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博士點帶頭人，全國藝術理論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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