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在中國，他們教育子女的策略如何？
近來，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虎媽”蔡美兒接受金融時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她在備受爭議的著作《虎媽戰歌》中描述的高壓育兒方式實際上隱射了自己作為美籍華人雙重身份的糾結，呈現了一個被邊緣化的“外來人”向主流社會喊話的方式。由此可見，移民家庭教育問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還涉及到移民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身份認同、文化適應和社會融入等廣泛的議題。
我的博士論文以教育策略為切入點，探究北京韓國人父母的身份認同與社會融入。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韓國人是我國最大的外國人群體，達到12.08萬。而根據韓國外交部公佈的數據，2011年在華韓國國民的人數為36.9萬，是六普統計的3倍。雖總數微不足道，但他們集中在大城市的特定區域，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居住區、商業區，例如北京的五道口、望京、燕郊，上海的古北、虹泉路一帶。總體而言，在華韓國人的數量在2007年達到頂峰51.8萬之後，就一直處於下降趨勢，2017年下降到了34.9萬。其原因除了國際金融形勢的巨變之外，還與我國的政治經濟變化的環境密切相關，薩德引發的中韓危機也加劇了韓國人口減少的趨勢。
01
理論爭鳴與進入田野
主流教育社會學的關注點之一是移民子女的教育成就。儘管個人存在差異，亞裔學生（包括華裔、韓裔、越南裔等）被普遍認為是教育成就優於其他群體的模範少數族群（model minority）。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社會學家 Jennifer Lee 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家周敏認為，這是一個“文化—結構”框架作用的結果（Lee & Zhou, 2015）。一方面，移民家庭共用的文化價值觀（例如，考試要全A，要上常春藤）是子女追求卓越的動力；另一方面是結構性因素，族裔經濟和社區的發展為二代提供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如課後補習班），而且老師和學校非常關注學習成績優異的亞裔學生，從而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儘管中美接收移民的歷史、政策和社會環境迥異，但美國亞裔的研究給我很大啟發，成為我研究在華外國人的重要參照。利用在京韓國人使用率最高的一個BBS網站，我發帖徵集以韓國家庭主婦為對象的“中文學習小組”成員。我的目的是通過免費教中文的方式與孩子的教育“經紀人”——母親建立長期穩定的互惠關係。最終，我如願招募了2個學習小組，共11人，每週見面1-2次。學習中文之餘，我與韓國媽媽們一同吃飯、喝咖啡、聽她們聊天。由於成功建立了信任關係，她們都願意向我敞開心扉，暢談在華教子經，而且爭先恐後地介紹更多的主婦成為我的訪談對象。最終，我通過滾雪球的方式共訪談了31位韓國媽媽，並與其中幾位的配偶進行了深入交流。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韓國移民家庭教育問題，我又採訪了29名韓國學生和27名從事教育工作的韓國人。
根據我的報導人的分類，在京韓國“僑民社會”大致包括三個群體：1）韓國政府、大企業的外派員（韓文直譯為駐在員）；2）中小企業外派員、在中國公司及組織就業的人員（韓文直譯為當地就業者）；3）自雇傭者、商人、學生等。大多數的韓國主婦不從事全職工作，因此她們的分類取決於配偶的工作性質。由於韓政府和大企業提供的教育補貼非常豐厚，第一類人一般會把子女安排在學費最昂貴的歐美國際學校（20-28萬人民幣/年），至少也是私立的中英雙語學校（學費8-20萬人民幣/年）；第二、三類家庭則傾向安排子女上相對廉價的韓國國際學校或中國公立學校。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差異？從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視角審視，我們會得出這樣一個easy answer：移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區隔”決定了子女教育機會的差別，社會和教育不平等得到了再生產。例如，Park and Abelmann（2004）對韓國母親管理子女英文學習的研究發現，父母對子女的英文學習期待具有明顯的階級化特徵，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在子女的英文學習方面有更強烈的期待和更明確的規劃。誠然，布迪厄的理論能夠引導出許多合乎學術規範的研究，卻限制了研究者超越既定議題（如社會不平等、社會再生產）的想像空間。布迪厄理論的追隨者往往忽略了人通過教育策略表現出的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觀、生存策略和文化邏輯。而這些正是我的研究要探討的。
02
上歐美學校的狂喜：“脫離的政治”
我的研究發現，儘管存在社會經濟地位的區分，外派員和非外派員父母都在想方設法地為孩子提供能夠提高英文水準的學習環境。外派員父母為自己的孩子能上歐美國際學校而狂喜，外派員在華工作時間有限（一般為3-5年），父親結束在華任期回國工作，但母親留守並陪伴孩子在中國繼續接受教育的情況也不少。非外派員家庭一般送年幼的子女上價格較低的中國或韓國學校，同時一邊努力積累經濟資本，計畫幾年內將孩子送進一個英文課程專案。
我將父母的教育渴望解釋為一種擺脫母國等級化的英文教育市場的集體狂歡，是一種“脫離的政治”（politics of disengagement）。第一，非國民的身份令在華韓國人子女獲得了進入歐美國際學校就讀的合法性，這是他們在母國作為本國國民無法獲取的資格；第二，由於遷移到一個陌生的社會環境，原有已經接近固化的社會分層也經歷了重新洗牌，新的社會區分（外派員—非外派員）正在形成但尚未穩定，因而個體和家庭都看到了通過英文習得實現後代向上流動的希望；第三，中國大城市不斷國際化的教育市場也為非外派員家庭提供了負擔得起的國際化教育資源（例如中國公立學校的國際班、相對廉價的中英雙語學校）。
03
中國學校：語言—文化的分離
韓國家長對中國學校的態度呈現出語言—文化分離的特點。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崛起和中韓關係的發展，家長們認為熟練掌握中文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要的能力，能夠引領孩子走向成功的事業；另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國式”的教育方式過於嚴格，缺乏創造性的培養和給孩子充分的自由，同時缺乏給孩子適當的禮儀教育和人生引導。因此，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家長傾向將孩子送到民辦的中英雙語學校，因為這些學校的基本課程是歐美式的，同時提供中國式的語文和數學課程作為補充，中西合璧的課程設置充分滿足了韓國家長的需求。
另一些家長則會先嘗試安排孩子在中國學校學習，一旦發現他們不能適應或者過於適應，父母都會考慮將他們轉到韓國學校繼續學習。孩子過於融入中國學校環境被許多家長視為令人擔心的情況，因為他們並不希望孩子過多地習得中國性（Chineseness）而失去韓國性（Koreanness）。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韓國人對於長居中國的不確定性，對中國教育方式的不認同感，以及對未來歸國的考慮和準備。
04
韓國國際學校：務實的跨國主義
至2015年，全球共有32所全日制的韓國國際學校，分佈在亞洲、中東和南美洲韓國人聚居的城市，其中有12所在中國。學校提供一到十二年級全韓語的國民教育，定期從韓國國內選派教師赴華教學。韓國政府為學校的運作提供一定比例的資助，大部分經費來源依賴學生家長繳納的學費。
有趣的是，大多數韓國家長們並不贊成讓孩子接受長期的韓式教育，他們認為一直在韓國學校接受教育的孩子是缺乏語言能力和跨文化適應能力的。有些家長將年幼的孩子送進韓國學校打好母語基礎，等孩子到了小學高年級或初中階段，就將他們轉學到其他類型的教育系統。他們的邏輯是，反正一家人遲早都要回國，應該趁在中國的大好時光讓孩子在沉浸式的環境中學好中文和英文。有的父母將進入高中階段的孩子從其他學校轉學到韓國國際學校，因為他們要準備以“在外國民子女”的身份通過特招入學考試，回國上大學。
家長們對韓國國際學校的態度體現了一種務實的民族主義 (pragmatic nationalism)。他們利用本民族和非本民族的教育資源在下一代身上積累語言和文化資本，增加後代的競爭力，為今後回國求學或就業做好充分的準備。這並不意味著韓國民族主義的衰落，而是隱射了本國文化資本的積累並不足以保證一個孩子在日益國際化的教育和勞動力市場嶄露頭角，取得一個光明的未來。
05
結 語
簡而言之，韓國父母的教育策略展現了他們在腦海中描繪的一幅幅關於母國、居住國和世界的“認知地圖”(a cognitive map)。與歷史上由於戰亂、饑荒、殖民統治背井離鄉的朝鮮人不同，當代韓國人將離開家鄉視為一個為後代積累文化資本的寶貴機會，他們也並不渴望融入居住國的社會和生活。大多數人仍將自己的家鄉視為旅行的終點，但在結束旅行之前，他們需要為後代做好充分準備，令他們能夠在教育、就業競爭異常激烈的祖國找到一席生存之地。
我將這種狀態概括為一種“居中”(in between) 的主體定位 (Grillo, 2007)，是遷移者對自身狀態的認知與判斷。這並不是一種被動地困在兩個國家之間難以融入居住國的主流文化、也難以回到祖國的困境。在華韓國人並不是從一個國家拔地而起，到另一個國家定居的移民（immigrant），他們是暫居者 (sojourner)。不融入是他們的主動選擇，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地理和社會意義上的流動性，意味著對未來多種可能的選擇，意味著後代光明的前程。
參考文獻：
Bourdieu,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illo, Ralph. 2007. “Betwixt and Between:Trajectories and Projects of Trans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 (2): 199–217.
Lee, Jennifer, and Min Zhou. 2015.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ark, Sojin, and Nancy Abelmann. 2004. “Class and Cosmopolitan Striving: Mothers’ Management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7 (4): 64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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