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識途：《夜譚十記》濃縮苦難與重生
轉自 中國新聞網 2011年1月13日
馬識途的《夜譚十記》，從1942年動筆，至1982年完稿，歷經40年，三度被毀，三度重寫。一部小說跌宕起伏的命運，濃縮了一個國家的苦難與重生。
馬識途：子彈飛了40年
成都市指揮街8號院，96歲高齡的作家馬識途已在此居住數十年。這個臨近鬧市的老舊社區，是四川省人大老幹部的宿舍，素來平和安寧。
自從姜文的影片《讓子彈飛》上映之後，這裏卻突然熱鬧起來，出現了許多陌生的面孔。
《讓子彈飛》改編自馬識途的小說《夜譚十記》之《盜官記》。作為原著作者，馬識途在首映式上對影片的四字評語“雄壯威武”被廣為引用。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說得多了容易被別人拿去作各種各樣的解釋，引起麻煩。等電影下映之後我再作評價。”
在小說《盜官記》中，馬識途想要表達的原意是：中國農民為了生計被迫當土匪，開始是打家劫舍，後來夥同起來劫富濟貧，再後來，他們意識到這些都不夠，需要搶奪政權。“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他沒有綱領，也沒有現代的進步的思想，他最多是想通過當官來出個氣。”
馬識途一直強調其“含淚的幽默”：“這是一個悲劇，是用喜劇形式來講的一個悲劇。”
但他所不能預料的是，這部小說的命運之跌宕起伏，絲毫不亞於他筆下的這出悲喜劇。小說從1942年動筆，至1982年完稿，三度被毀，三度重寫。“子彈”，在歷史的天空中，飛了整整40年。
聽國民黨小科員講“夜譚十記”
《讓子彈飛》裏的生活，馬識途再熟悉不過。
馬識途的父親馬玉之，在四川劉湘時代，曾出任過三任縣長，兩任在洪雅縣，一任在大邑縣。洪雅地處川西邊區，叢林茂密，山高路險，常為土匪出沒之地。
四川匪禍之盛，為當時中國少有。有學者統計，1927年，四川土匪約有近10萬之眾。
馬玉之深感匪禍害民，曾出奇招制匪，一舉剿滅洪雅縣最大的土匪幫，深得民眾敬重。1937年，他調往大邑縣赴任，萬人送行。而小說中張牧之赴刑場途中，老百姓也是一路送行，稱他作“張青天”。
在馬識途出生的重慶忠縣，確實發生過冒名頂替縣長的事情。“縣長來上任，過河時(踩踏板)踩虛了，淹死了。於是有人代他上任。”馬識途笑說，“這事是我哥哥告訴我的，我很記得。”
《盜官記》中最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銀行票號參與買官賣官。這是馬識途親眼所見的。“山西的票號在成都很有勢力，他們買來很多官府委任狀，賣給想當官的人。成都一個公園裏有一個鶴鳴茶館，就在那兒講價錢。”
小說裏更多的人物和故事，則來自于馬識途多年地下工作的積累。
1936年7月，馬識途考入位於南京的中央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但他的工業救國夢很快因抗日戰爭爆發而破滅。他在中央大學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領導的南京學聯小組，1938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志願書上，他改原名“馬千木”為“馬識途”，認為自己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
馬識途在地下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變臉術”：“我有一頂羅宋帽，兩種顏色，一面灰色一面黑色。有漂亮的金邊眼鏡，也有老學究的黑框眼鏡。留鬍子也是為了在必要的時候刮掉。”
有時候，還需改名換姓。一次深入匪窩時，馬識途改作“陳”姓，因為土匪頭子姓陳，便於稱兄道弟。馬識途說：“當時日本人在動員他，讓他投降日本，組織上派我去，爭取他抗日，不做漢奸。其實都是窮苦農民。後來我借為他辦工廠的名義，用織布廠籌備主任的身份做掩護，在他們裏面發展黨組織，把他們的槍桿子弄到我們這邊來。”
為擺脫特務跟蹤，馬識途需要不停地變換身份，當過流浪漢、小攤販、大學教師、生意人……他還當過國民黨縣政府科員：“國民黨搞軍糧，我是軍糧的督導員，去鄉下收糧食，方便跟農民打交道，發展新生力量。”
正是在縣政府當小科員之時，馬識途聽到了許多新鮮的故事。他後來在《夜譚十記》的後記中寫道：“我還在小衙門和機關裏結識過一些科員之類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像他們自己說的，既無福上酒樓大吃大喝，又無錢去賭場呼么喝六……只好三五結夥，到人家家裏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亂譚，擺龍門陣，自尋其樂。我有幸被他們引為一流，在他們結成的冷板凳會上，聽到了我難以想像的奇聞異事。”
後來的《夜譚十記》，就採用了一個冷衙門的十個科員輪流擺龍門陣的形式。
潛伏西南聯大：寫作的開始
若不是鄂西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馬識途奉命潛伏，可能就不會有這部《夜譚十記》了。
1939年底，國民黨制定了反共秘密文件《共黨問題處置辦法》。馬識途所在的湖北恩施，是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由陳誠親自坐鎮。陳誠一口氣在鄂西建立起8個特務組織。
對此，中共南方局確立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十六字潛伏方針。
也是在這一年，馬識途被任命為鄂西特委副書記，與鄂西地下黨組織的重要成員劉惠馨結婚。馬識途歡喜得賦詩紀念：
我們結婚了
在一間陰濕的破屋裏
桐油燈代替喜燭在輝映
我們找到了主婚的人
卻不是我們的父親和母親
而是我們生死相許的愛情
但是戰亂時期的幸福總是格外短暫。1940年，由於特委秘書的變節，鄂西特委蒙受了巨大損失。“我的愛人和小孩都被捕。省委書記和我愛人犧牲，小孩兒被扔掉了，我找了20年才把她找到。”馬識途重提這些，平靜得像在講別人的故事。
劉惠馨犧牲時，懷裏的嬰兒才兩個月。後來據特務招供，本來是要收養這小孩，將她培養成國民黨特務來對付共產黨，但後來還是放棄，怕孩子長大後成為一顆定時炸彈。
由於鄂西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時局異常兇險，馬識途奉命前往昆明，報考西南聯大中文系，從一年級讀起，一讀4年。
這意外成為馬識途寫作的開始。
“當時才真正學了點東西。老師們對寫文章要求很嚴格，那時候就開始練習寫小說散文，等於是受了些科班訓練。”馬識途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我又因為長期搞地下工作，能見到各種各樣的事情和人物。這些人物在我心裏都非常活躍，就這樣慢慢開始寫作。”
1942年，馬識途開始創作《夜譚十記》。“《破城記》的前半部分《視察委員來了》是第一篇，《盜官記》那時已經寫了一些了。”
但是寫作只占了馬識途很少的一部分時間，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來發展地下黨組織和進行統戰工作。
重慶紅岩村紀念館，是中共南方局原址，曾展出一張毛澤東與四個美國大兵的合影。這四個美國大兵便是馬識途介紹給中共南方局的。
“一次在書店偶然碰見這幾個美國大兵，我懂英語，能和他們對話，就聯合了當時西南聯大的進步學生，把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特別是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再通過他們介紹到美國。”
1945年秋，四個美國大兵取道重慶回國，在馬識途和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們在重慶紅岩村與毛澤東見面合影。
誰能想到，這一場交往後來給雙方都帶來了厄運。這幾個美國大兵在極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受到迫害，馬識途則在文革中被誣陷為“裏通外國”。
書稿兩度被毀
在地下工作中誕生的《夜譚十記》，註定命運多舛。
1945年抗戰結束，馬識途從西南聯大畢業。有人從國民黨黨部調查室看到一份黑名單，在上面，馬識途和其他三個同志被注明為“必須消滅的危險分子”。馬識途被調往成都，任川康特委副書記。
“四川的特務特別多，當時我不想來，但通知說飛機票都買好了。而且什麼都不准帶，因為特務查得非常嚴。”馬識途回憶道，“組織安排說，你就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來成都找工作。”
不得已，馬識途燒掉了10多萬字的稿件，包括《夜譚十記》已經完稿的部分內容。
馬識途到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華西大學附中教英語，以此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
《紅岩》的作者羅廣斌，與馬識途素來以兄弟相稱。羅、馬兩家有通家之好，馬識途還是羅廣斌的革命領路人。
一次，與羅廣斌在成都的北海樽茶館見面後，馬識途走出茶館，先按老規矩在街上轉悠一圈，發現有人盯梢。“我上廁所，他也跟了，他不知道我從廁所掏糞的後門逃走了。之後我又轉了三條巷子，再沒發現尾巴，才放心回住所。”
馬識途所住的柿子巷六號，是一座破敗不堪的小院子。雖然地下工作讓他時常處於高度壓力之下，他對於寫作仍是難以割捨，閒暇時又開始寫。
很快，《夜譚十記》的第一篇《視察委員來了》再次出爐。
馬識途將文稿拿給民盟委員、曾經參與創辦刊物《淺草》《沉鐘》的陳翔鶴看，陳認為很有味道，可以發表。可惜天不遂人願，陳翔鶴很快被特務盯上，逃離成都，而馬識途的家也幾次被特務查抄。
“一切有字的紙片都作為罪證拿走了，我寫好的一部分《夜譚十記》稿也被搜走。”
“雖九死其猶未悔”
解放後，馬識途開始第三度創作《夜譚十記》。
新中國成立後，馬識途歷任川西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四川省建設廳長、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西南分院副院長等職，公務繁忙，無暇寫作。直到1959年，在沙汀、張光年等人的催促下，他才開始發表作品。
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那些一同戰鬥過的烈士……常常在夢中與我相見，和我談笑風生。呼籲他們再活在文學作品中的權利。一種感情，一種責任，常在催促我，再拿起筆來，欲罷不能。”
1960年，政府特地組織專案組，幫助馬識途尋找失蹤20年的女兒，最後得知她被武漢一個工人家庭收養，正在北京上大學。馬識途有感於地下工作之殘酷，20年尋女之艱辛，寫成70萬字的小說《清江壯歌》。
與此同時，他始終無法忘懷創作多年未果的《夜譚十記》，再次開始寫作。
但當時誰能想到呢，在解放之後，這些嘔心瀝血的文字，有一天仍然會面臨被又一次歸零的命運。
1966年，馬識途在“四清”運動中收到西南局辦公廳的通知，讓他回成都開會。就在這次會上，他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反黨反社會主義文學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文革中四川第一個被揪出來的人。
之後，馬識途被隔離審查。機關派來三個人與他同住一室，以便監督。他們把辦公桌、檔櫃裏的所有檔、筆記本、信件和他所寫的隻言片語，都收繳上去，書櫃也被貼上封條。
馬識途幾年來的心血再次付諸東流，《夜譚十記》又夭折了。
隔離期間，組織考慮到馬識途的再婚妻子王放病情危急，批准他每個下午可去醫院探視。不久，妻子病逝，死的時候除了三個孩子和其他家人，沒有人來告別。
1967年夏，四川成立了一個清理地下黨的專案辦公室，把地下黨和國民黨、三青團、特務並列。造反派的小報上說，四川地下党裏叛徒很多，他們已經發現一個以馬識途為首的叛徒集團，有二百人之多。
馬識途成為各大機關單位的批判靶子，甚至被小學生拉去批。後來馬識途才知道，是學生們讀了那些傳奇的革命故事，要看一看馬識途這個臭名昭著的作家是什麼樣子。
馬識途偷偷地給已經在北京參加工作的大女兒寫了一封訣別信：“爸爸被定為反革命，今生休矣。希望不要影響你的前程。望你和我劃清界限，好自為之。”
1979年，在隔離審查和入獄6年後，馬識途被正式平反。
馬識途偶然找到一份在文革中供批判用的《夜譚十記》之《破城記》的油印稿，十分興奮。《破城記》發表於《當代》雜誌創刊號上，大受歡迎。受此鼓舞，馬識途開始了《夜譚十記》的第4次寫作，於1982夏天完成。
從開始動筆，至作品完成，共40年。
40年而不悔。
馬識途給自己的書房取名“未悔齋”，取屈原的“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之意。
“我們這撥老革命是‘兩頭真’：過去是真正參加革命，出生入死；當中是在風雨泥濘的道上，經常莫名其妙摔跤，爬起來再跟著走；三中全會後，腦子才清楚了，現在才感覺真正清楚了。”馬識途笑道。（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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