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
记近代马氏三位著名教育家
（上海）马汝江 摘编
最近，读到了世界马氏文化资料中心执行主任、邯郸学院校长马计斌宗长一年前为世界各地马氏宗亲紫山祭祖写的祭文，文末有一句“相伯寅初，叙伦万祺。列祖先贤，马氏光荣。”这里的“万祺”指的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永远会长马万祺先生，为人熟知；而马相伯、马寅初、马叙伦三位作为近代著名教育家，是为人师表的楷模，同样功勋卓著，永载史册。
马相伯：毁家兴学，抗日情深
马相伯（1840年4月17日—1939年11月4日），江苏镇江人，他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神学博士），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幼年进入天主教会学校读书，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同时学习数学、天文学，后又学习哲学和神学，可谓学贯中西。1870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父，成为耶稣会教士。
良好的多国语言功底使马相伯顺利进入李鸿章的幕府，在日本、朝鲜、美国和欧洲办理外交事务，成为全国著名的洋务活动家及立宪运动的言论领袖。但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后，马相伯渐悟强国之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下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
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继承的全部家产（上海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作为兴办大学的基金。后来在上海徐家汇创办震旦大学，自任院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1905年，马相伯得到严复等人相助，在上海吴淞另创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取意"复我震旦"，马相伯为首任校长。辛勤耕耘换来丰硕的果实，复旦公学人才辈出，优秀的毕业生有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和竺可桢等。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时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1岁高龄的马相伯痛斥日本侵略行径，全力呼吁对内团结、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战，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国难人民自救建议》等文告，他曾经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号召为抗日将士劝募义捐，积极组织救援难民和伤员；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收入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号召家庭“全家出动”参加救亡运动，儿媳和孙女牵头联合多名妇女，自购医疗用品办医院，救治抗日战士。他在上海的寓所被世人称之为“抗日民主堡垒”，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领袖。 马相伯号召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呼吁社会“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马相伯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抗日情怀深深注入他的血液。
营救“七君子”更是马相伯展露爱国情怀的一次义举。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马相伯与宋庆龄等人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这七位爱国领袖；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相伯亲自致信蒋介石，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出狱，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七人释放。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鞠躬致谢，合影留念。在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上，沈钧儒亲笔题写“唯公马首是瞻”，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很多历史著作，为很多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表明了马相伯在全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和崇高声望。
上海沦陷后，马相伯在冯玉祥、李宗仁、于右任等安排下，经武汉、长沙，移居广西桂林；后来在赴昆明途中，因病滞留在越南谅山。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罗马教皇向他颁送“圣像”；4月6日许多地方举行遥祝百龄典礼，隆重寿庆。马相伯在寿庆之日赢得“民族之英，国家之瑞”（国民党中央贺电）、“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中央贺电）的赞誉。
1939年11月4日下午，马相伯在谅山去世。马相伯逝世的消息传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同声哀悼。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孤岛”里坚持办学的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师生们的反应同样迅速。11月5日，他们即在校园内举行追悼会，悼念自己的老校长、创办人。随后，国内外、教会内外纷纷举行纪念活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联名发唁电，其弟子于右任的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如今其墓园在上海宋庆龄陵园内。
马寅初：《新人口论》，千古流芳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浙江嵊州人，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曾担任民国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
马寅初根据他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中国人口学的经典之作《新人口论》。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人口多资金少，是中国的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建国4年来中国人口增殖率为2%，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严峻而迫切的现实形势，我国各行业的生产发展因此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1、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只能靠自身积累，人口增长太快与资金积累的太慢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我国最大的矛盾，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中国人口多，消费大，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2、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人口增长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与使用存在矛盾。3、在工业原料方面，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但是人口的过度增长却不利于轻工业的发展与改善，因为人口的无限增殖必然要求粮食生产扩大，相应地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就要缩小，这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地影响到重工业的发展；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4、在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方面，我国地少人多，灾害频发，粮食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形势之严峻和迫切实属刻不容缓，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日后的问题将更加棘手，愈难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对此，马寅初提出在采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要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根本解决之路。马寅初提出针对性、渐进式、人道主义控制人口的系统方案，具体包括三条建议：第一，要定期举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为人口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数据支撑；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增强计划的准确性；第二，要加大宣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有序推进，然后修改婚姻法，运用奖励和征税等经济手段和有效的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生育，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第三，要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口流产；这也体现对生命的爱护、对女性健康的关怀、对群众意愿的尊重，践行人口控制思想的“人本”精神。
《新人口论》观点鲜明、数据详实，至今仍对中国人口政策产生重要影响。遗憾的是，马寅初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政治层面的支持，反而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被扣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国的马尔萨斯”、“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帽子和罪名。被打成右派，后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由此，我国人口政策又脱离了1956年控制人口的阶段，继续高速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马寅初得以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人们用“错批了一个人，多增了三个亿”来形容这段惨痛的学术冤案。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才得到贯彻实施。马寅初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以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抗日战争期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他反对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财经政策，经常公开发表铿锵有力的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贪污腐败，要求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马寅初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大无畏的举动，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建国后，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的理论主张，正是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提倡“人多力量大”的时候，考虑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氛围，马寅初遭到批判自然不可避免。马寅初铁骨铮铮、高风亮节的骨气呼之欲出，他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胸怀天下的楷模。
马叙伦：忠诚爱国，不屈不挠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浙江余杭人，著名爱国人士，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家、教育家，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是马叙伦的建议。马叙伦也曾把家里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在历史博物馆中存有二百多件。
马叙伦在辛亥革命前，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影响，参加了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1911年赴日本，在东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浙江参与筹办民团，响应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协助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1915年冬，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辞职南下回上海。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邀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挚友，他们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索薪”运动。他分别掩护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躲过反动军警的逮捕。“四一二”政变以后，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后，为了阻止对红军的围剿，他受共产党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使刘湘为抗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抗战时期，他更名邹华孙，明志做中华子孙，绝不为日本人做事，绝不当汉奸，坚决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高官利诱。被称为“无役不与”的积极民主斗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欣喜若狂，以为云消雾散，得见太阳，希望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能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政治。可是，通过一系列事实，爱好和平的人们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看清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嘴脸。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
在上海的马叙伦等人发表反内战宣言，呼吁以具体行动来阻止内战；马叙伦和16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可是蒋介石、马歇尔根本不予理睬。
其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马叙伦、雷洁琼等组成上海人民团体和平请愿代表团，公推马叙伦任团长。1946年6月23日，代表团启程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几百名国民党特务和暴徒蜂拥而至，对代表团成员大打出手，马叙伦及其他代表身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马叙伦受伤住院后，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邓颖超等去医院看望，毛泽东、朱德等也致电马叙伦表示慰问。“下关惨案”发生后，激起强烈反响，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上海人民代表的群众运动，抗议国民党暴行；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还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马叙伦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称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这是对马叙伦一生的全面概括，也是对马叙伦的高度评价。
这三位马氏著名教育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畏强权，尽忠报国，可歌可泣；他们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也是我们后人学习的典范。
（原文刊载《金紫之声》2017年6月总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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