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风度 学人风范 ——回忆我与马曜先生的交往
2018年6月的一天，接到马曜先生侄子马荣邦先生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要隆重举办纪念马曜先生的大会，届时请我一定参加，并说我与马老交往较多，希望写点关于马老的文字。这让我很意外，也非常感动，作为深受马老影响的晚辈，我心里一直想念敬爱的马曜先生，这位云南的世纪学人是20世纪白族最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之一。
我最早是在1988年夏天到云南民族学院拜访马曜先生。当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的题目有云南青铜器和云南回族天文学家马德新等，假期回云南收集材料，很自然就去找马老这样的云南民族学专家。当时马老已年近80岁，他热情接待了我，向我推荐了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回族研究专家马维良等人。
1990年后我回到云南，与马曜先生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1993年后，我家主要住在云南大学东一院，离马老住的民院家属区很近，我晚上常常去陪他散步，一起散步的还有云南民族学院的几位老师，如物理学家王志符先生和文史专家蔡川右先生等，王先生是80年代初风行全国的《普通物理学》（发行达350万册）的主要作者之一，我读本科时用过此书作为教材，王先生1988年会见过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以我对王先生多了一份亲近。我们陪着马老常常在云南民院的家属区走上几圈，几位先生的话都不多，马老则比较健谈。马老的视野开阔而宏大，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谈话常常让人深受启发，这是我受教育的极好机会。
早在民国时期，马曜先生就是我岳父朱宜初先生的老师，朱先生1947年进云南大学文史系学习，马老正好是国文老师。1990年代，在昆明民国老学生并不多，由于这一层关系，我们两家就显得更为亲近。朱先生和岳母对马老都很尊崇，常说马老有恢宏的气度。约2000年时，岳父生病住院，马老专门到云大医院看了朱先生，朱先生非常高兴地说：“马老师来看我了嘛。”后来马老也对我说，前几天我到云大医院看你岳父了，我比他大14岁，但他的身体不如我呀。马老在西南联大时还修过陈寅恪先生的课，可认为是陈的学生，我借机问马老，陈寅恪先生自己对“恪”字的发音，马老明确地说读“quo”，认为应是陈先生的家乡方音。
马曜先生历来以爱才闻名，我工作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1980年代以前叫云南省历史研究所，集中了一批社科人才。1970年代末，马先生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时，就几乎一锅端地把人才挖到了民院，有汪宁生、王叔武、宋恩常、黄惠焜等民族学和文史大家，集中了当时云岭的优秀社科人员，一时风光超过著名的云南大学。云大副校长、著名学者林超民先生说过，云南民族学院的社科人才很长时期内对云南大学形成很大的压力。王志符先生是马老50多年的好朋友，一生坎坷，1978年被马老从大连理工大学引进到云南民院，组建了理科专业。马曜先生用人不拘一格，不管他是否右派、何种历史问题或阶级成分，唯才是举，当时云南社会上有评论：“马曜当院长，尽是用牛鬼蛇神！”汪宁生先生和王叔武先生都是学问极好、也多少有些名士派风格的著名学者，但谈到马曜先生，汪先生必敬称马老，王先生必敬称马公，可见他们对马老的敬重。对张锡禄先生这样自学成才的后辈，马老还专门写文章推介，现在张先生已是研究白族的代表性学者，对赵寅松等白族学者，马老也很关心。我的好朋友侯冲很有才，我向马老介绍后，引起他对侯冲成果的关注。一次在马老家，云南民族学院的一位主要领导报怨汪宁生先生有时对校领导不太恭敬，马老立即告诫他：汪宁生是有贡献的专家，一定要用人所长。
1996年，我写的《白族的科学与文明》申请云南省社科联的出版资助，两位研究白族的重要专家马曜先生和王叔武先生正巧是评审人，马老得以完整审读了该书，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此事：“你书中写的内容，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云南民族史材料的掌握范围，文笔也不错。”并指导我在第一章中加入白族古代地理分布一节。以后出版时，当我请他为此书写个序时，他很高兴就同意了，写得非常生动，这序在他写的《自传》中提到过，显然是他比较看重的文章。
马曜先生一直到90多岁还自己动手写作，文笔优美，观点鲜明。马老和我合作写了《云南》一书，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很荣幸的事。此书是为迎接1999年世博会在昆明召开而编写的，云南民院校方很重视。书中的正文主要由马老写，我帮马老查了一些资料和数据，也参与了正文的少部分写作，并执笔写作了该书附录《云南科学技术史概述》的长文。马老最早的意图是要把该文放入他主编的《云南简史》各章中，以弥补该书中几乎没有科技史内容的遗憾，所以《云南科学技术史概述》章节的划分与《云南简史》完全相同，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放进去。以后出版《云南》一书，就先把它收入其中。该书出版时，马老说他没有用云南民院的钱出过书，此书他就不署名了，我听后表态，既然马老不愿署名，我当然也不能署名，所以该书出版只用了“云南民族学院编”的名义。但何昌邑先生在将该书翻译成英文时，还是注出作者是马曜和李晓岑。何先生笑着说，抓此书出版工作的学校党委书记看不出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的不同。为出版此书，我和杨国才教授在马老和编辑易山老先生之间做了不少联络工作。以后根据《概述》的框架，我写出了《云南科学技术简史》一书，作为《云南简史》的补充读物。
晚年的马老，由于年岁近90高龄了，身体已不方便，有些学术上打下手的琐事，也不得不靠我这样的晚辈帮他老人家做。马老并没有专门的学术助手，晚年他已不能事事躬亲，有的文稿是我帮他老人家校对的。《大理地区历代大事年表》这样的细活则交给我帮他做，花了约一星期的时间做完，我注意加入了一些科技史的成果，并悄悄把马老的事迹也加入该《大事年表》中。他文章中涉及到的一些考古资料，也常常由我帮着查阅资料进行修订。在与马老有较多交往的后辈学人中，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马曜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不是我这里几句话就能评价的。1970年代出版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是云南第一部古代通史，是研究云南最基础而资料又非常翔实的历史著作，云南的史学工作者大都是从阅读这本书进入云南史研究领域的。《云南简史》是他主编的面向大众的读物，体现了他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学术思想，尽管《云南通史》已出版，但《简史》不简，从文字和内容都堪称目前最好的一部云南史。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的比较研究》，是以民族调查成果研究古代历史的典范。他写的有些论文水平极高，如发表于1981年的《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堪称20世纪80年代云南最重要的民族史论文之一。张增祺先生对我说过，马先生的《白族异源同流说》一文功力极深，他十分推崇。我认为马老最大的特点是学问中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如1975年《思想战线》上发表马曜先生的《 庄蹻起义和开滇的历史功绩》一文，引起了云南历史学界的一场大讨论。1975年《历史研究》全文转载马曜先生的《论诸葛亮安定南中》，则提供了解决“文革”后期云南由于派性斗争影响安定局面的一个历史案例。马老提出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过论”（在民族地区不划分阶级、不重分土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更是对云南民族发展有深远影响的观点，是学术研究影响社会现实的一个光辉范例。
马曜先生很有才华，他的诗写得极美，如《茈碧湖赋》长诗，就在云南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季羡林先生十分推重这首长诗。马老说，我1948年后不再写诗，现在与诗歌界也没有任何往来，他开玩笑说：“不跟他们玩了。”但我的一位亲戚的诗马老看后，非常高兴地赞扬道：看了他的诗，写得非常之好，我一定要写个评语。后来马老的评语写成了一首诗，对1948年后不再写诗马老来说，算是破例了，马老用毛笔字写成魏碑体的条幅，并盖上他的那枚由闻一多先生篆刻的图章。
马曜先生待人很宽容，但有鲜明的事非观，对社会发展非常关心，常常把自己的思考置于祖国发展的命运之中，90岁的高龄对社会的看法都可谓洞若观火。他在关键时刻总是以祖国和人民为重，毫无妥协的余地，甚至把自己的安危置于度外，学术界的人都知道他在多个特殊时期的表现。他与白族张旭先生关键时刻为民请愿的经历有某种相像之处，他们是有极高修养的学人，不愧是我们白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堪称白族的脊梁！
由于与马老有很深的渊源，我们全家常常一起去看望马老，这是全家人非常高兴的事。朱霞研究方向是古代盐业，马老对此很感兴趣，说他家世居洱源县的乔后旁，是世代煮盐的人家，他小时期就煮过盐。2001年我们全家去北京，由于王希季院士与我是同村（大理上末），本科又都是学火箭，马老写信给王院士，要王院士多加关照，我在北京去看了王老几次。大约2002年，我们假期回到昆明，听说马老摔断腿住在附二院，我和朱霞等一起去医院看了马老，见老人在病床上不能起来，大家很伤心，但马老的女儿是著名骨科专家，又让大家稍感安慰。这次摔伤使马老元气大伤，一直被视为健康老人典范的马老此后很快衰老下去。2006年2月，马老以96岁高龄辞世。
由于马曜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对云南民大也深有感情。现在回到云南民族大学，看到校园中有命名为马曜的路，学校设有声誉崇高的马曜讲席，都让人感到无比亲切。敬爱的马曜先生，您永远活在云南民大的校园中，活在我们的心目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研究院
——李晓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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