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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当代精英 来源: 作者:金丹元 编辑:马松林 更新日期:2019-1-2 阅读次数:617


绝代风流:革命家、学者与诗人

——我所知道的马曜先生


金丹元


   马曜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史学家、民族学家。能与这样一位被季羡林先生称之为“道德文章并重”的前辈学者结识,多年来聆听他的教诲,以至后来成为无所不谈的忘年之交,我深感荣幸和感激。这真是一种缘分啊。

  作为一名集革命家、学者与诗人于一身的前辈,他的人品、学识、为人与斗争精神可谓绝代风流、享誉学界。他1931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区委领导下做工运和学运工作,后又在湖北、南昌和云南多地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以来又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是年,在香港会见郭沫若,并以诗和郭老《归国书怀》,郭老将马曜写的抗战诗歌交广州的《救亡日报》发表。1942年至1945年期间,在云南组织“正记运输公司”雇用马帮船户,承运食盐支援滇西抗日战线。1945年与闻一多、楚图南等联系,竞选国民党云南省参议院,利用合法身份从事争取民主之斗争,1949年8月奉省工委指派与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谈判,敦促卢汉起义,前前后后,历经多种艰险困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云南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呕心沥血、克尽天职。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云南省的民委工作,并从事民族史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在云南大学任教授、《思想战线》主编、云南民族学院院长、《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主编。1975年他的学术论文《庄蹻起义与开滇的历史功绩》发表后,香港《大公报》全文转载,《光明日报》随即开展了相关讨论,同年在《思想战线》第3期发表的《诸葛亮安定南中与和抚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一文,被当时的《历史研究》转载,而早在1963年,马曜教授与缪鸾和合写的论文《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就已经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响,此文后又由马曜先生进一步作补充、整理、加工,形成专著《西双版纳分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得到匡亚明、佟冬先生的高度肯定。1980年,马曜任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先后组织编写或主编了各种学术论著,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简史》、《云南近代经济史》等等,1982年马曜先生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篇”分编委委员,《中国历史大辞典》云南省编委会副主编、主编。改革开放后,马曜先后访问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推介到国外,又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获得广泛好评。一生兢兢业业,勤奋踏实,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马曜先生还是一位才华横溢,功力深厚的诗人,他早年在上海求学时,就得到当时沪上名家如吕思勉、徐志摩、钱基博、潘光旦等任教先生的器重,他的诗集《茈湖精舍诗初集》于1948年出版时,钱基博先生亲自为之作序,并誉之为“因才抒藻,不乏遒响”,赞马曜为“滇南诗人”,后季羡林先生称赞马曜时道:“先生不仅为诗人,而是造诣精湛深入化境之诗人”。马曜的诗意境高远,用典精当,情景交融,气象万千,尤其是他的律赋《游茈碧湖赋》,荡气回肠,又柔情似水,跌宕起伏,又韵味深婉。当年马曜送我此赋时,我读之再三,不禁拍案称绝,此赋以骈句、对偶为基本要求,籍以抒情、述怀、言志,洋洋洒洒,挥写自如,绮丽多变,浪漫委婉,我当时就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随即变题写了一篇《老人与湖》的美文赏析,此文先发表于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我写的《我以禅心看世界》一书,后又被收入《马曜先生从事创作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我认为此“赋中自有青莲之豪迈胸襟,少陵之沉郁凝重,奇峭不羁堪与长吉媲美,自出机杼企及义山用典”。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具有此等功力者,寰中几如凤毛麟角”。

  马曜先生大家都尊称他为“马老”,这不仅是因为他年龄大、资格老,更重要的是他为人耿直,胸襟坦荡,且又平易近人,成人之美,甚至还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自1985年至1995年,我在云南民院任教这十年间,我与马老多有交结,特别是后几年的相处中,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每天晚上马老都会邀我去操场散步,后来王志符先生也一起加入晚餐后散步的行列。我常听他们说古论今,谈学术,说当世,受益匪浅。马老会讲起,年轻时他在上海听沪上著名学者讲课的情景,钱基博的深厚国学根底,徐志摩的文采飞扬,浪漫情怀,兴之所至,他还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先秦诸子的文章,甚至整段整段的《汉书》,我惊讶并佩服他的记忆力,真可谓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令人深感望尘莫及。他与王志符先生又常共同忆及当年在上海的趣事,如应聂耳通知参加欢迎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马莱爵士的晚会,马老鼓励并资助友人去延安投奔革命等等。马老爱才、惜才,文革刚结束,他就忙着为各位老同志、老教授平反,恢复他们的职务、职称,后又不拘一格地引进了不少年轻学人来民院任教工作。1991年,我破格参评教授,因为是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要跳过副教授这一级,这在当时阻力很大,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但那时我已出版专著四部(其中两部是在台湾出版),先后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外国美学》等全国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表了近七十篇论文,马曜先生与张文勋先生认为,依我的成果与学术实力,已足可晋升教授,两位先生亲自为我作学术评审人,并极力举荐,此事曾成一时之美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专著《中国艺术思维流论稿》出版,马老又亲自向季羡林先生索字为拙著题签书名,张文勋先生也高度肯定此书,并赐序推介。对马老与张文勋先生的多方关照和扶持,我深怀感恩,永志难忘。

  云南民族学院盖新房后,几乎所有教授都分到了,唯独我因年轻,不仅没有分到新校舍,就连旧房的调剂都轮不到,让年纪稍大我的副教授占了。因我的住房实在太小又简陋,所以我也有意见。马老得知后很生气,多次找校领导反映,认为首先要解决教授的住房问题,说他们不尊重人才、不爱惜人才,甚至提出要把他的住房让给我。民院其他多位老教授如王志符、汪宁生、杨知勇等也为我抱不平,据理力争。此事虽最后并没成功,但马老为我抱不平,不怕得罪人的言行举止,使我深受感动。特别是我在民院任教的最后几年,马老与我几乎无事不谈,包括他看不惯的事,他不愉快的事,都会向我倾诉,有时甚至别人请他写评语、作鉴定等,他也会交我代为执笔。于是,我们就成了真正的忘年交。我离开昆明,被引进至上海大学任教后,他与张文勋先生仍与我书信不断,举凡有新著问世,我们也都互相赠送。每次我回昆明避暑,一定会去看望两位先生,交谈甚欢,情深谊长。

  马曜先生逝世已十二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那极富正义感的为人处世,他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每每忆及,总有如沐春风之感。马老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马老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为人师表,他对后学的提携、激励,他的直率、刚毅与大度和时时映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当此马老离世十二年之际,特写此文,以示深切的缅怀。



题目也可改为:《我心中的马曜先生——革命家、学者与诗人》

作者金丹元,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全国艺术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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