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风流：革命家、学者与诗人
——我所知道的马曜先生
金丹元
马曜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史学家、民族学家。能与这样一位被季羡林先生称之为“道德文章并重”的前辈学者结识，多年来聆听他的教诲，以至后来成为无所不谈的忘年之交，我深感荣幸和感激。这真是一种缘分啊。
作为一名集革命家、学者与诗人于一身的前辈，他的人品、学识、为人与斗争精神可谓绝代风流、享誉学界。他1931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区委领导下做工运和学运工作，后又在湖北、南昌和云南多地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以来又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是年，在香港会见郭沫若，并以诗和郭老《归国书怀》，郭老将马曜写的抗战诗歌交广州的《救亡日报》发表。1942年至1945年期间，在云南组织“正记运输公司”雇用马帮船户，承运食盐支援滇西抗日战线。1945年与闻一多、楚图南等联系，竞选国民党云南省参议院，利用合法身份从事争取民主之斗争，1949年8月奉省工委指派与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谈判，敦促卢汉起义，前前后后，历经多种艰险困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云南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呕心沥血、克尽天职。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云南省的民委工作，并从事民族史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在云南大学任教授、《思想战线》主编、云南民族学院院长、《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主编。1975年他的学术论文《庄蹻起义与开滇的历史功绩》发表后，香港《大公报》全文转载，《光明日报》随即开展了相关讨论，同年在《思想战线》第3期发表的《诸葛亮安定南中与和抚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一文，被当时的《历史研究》转载，而早在1963年，马曜教授与缪鸾和合写的论文《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就已经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响，此文后又由马曜先生进一步作补充、整理、加工，形成专著《西双版纳分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得到匡亚明、佟冬先生的高度肯定。1980年，马曜任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先后组织编写或主编了各种学术论著，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简史》、《云南近代经济史》等等，1982年马曜先生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篇”分编委委员，《中国历史大辞典》云南省编委会副主编、主编。改革开放后，马曜先后访问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推介到国外，又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获得广泛好评。一生兢兢业业，勤奋踏实，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马曜先生还是一位才华横溢，功力深厚的诗人，他早年在上海求学时，就得到当时沪上名家如吕思勉、徐志摩、钱基博、潘光旦等任教先生的器重，他的诗集《茈湖精舍诗初集》于1948年出版时，钱基博先生亲自为之作序，并誉之为“因才抒藻，不乏遒响”，赞马曜为“滇南诗人”，后季羡林先生称赞马曜时道：“先生不仅为诗人，而是造诣精湛深入化境之诗人”。马曜的诗意境高远，用典精当，情景交融，气象万千，尤其是他的律赋《游茈碧湖赋》，荡气回肠，又柔情似水，跌宕起伏，又韵味深婉。当年马曜送我此赋时，我读之再三，不禁拍案称绝，此赋以骈句、对偶为基本要求，籍以抒情、述怀、言志，洋洋洒洒，挥写自如，绮丽多变，浪漫委婉，我当时就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随即变题写了一篇《老人与湖》的美文赏析，此文先发表于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我写的《我以禅心看世界》一书，后又被收入《马曜先生从事创作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我认为此“赋中自有青莲之豪迈胸襟，少陵之沉郁凝重，奇峭不羁堪与长吉媲美，自出机杼企及义山用典”。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具有此等功力者，寰中几如凤毛麟角”。
马曜先生大家都尊称他为“马老”，这不仅是因为他年龄大、资格老，更重要的是他为人耿直，胸襟坦荡，且又平易近人，成人之美，甚至还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自1985年至1995年，我在云南民院任教这十年间，我与马老多有交结，特别是后几年的相处中，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每天晚上马老都会邀我去操场散步，后来王志符先生也一起加入晚餐后散步的行列。我常听他们说古论今，谈学术，说当世，受益匪浅。马老会讲起，年轻时他在上海听沪上著名学者讲课的情景，钱基博的深厚国学根底，徐志摩的文采飞扬，浪漫情怀，兴之所至，他还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先秦诸子的文章，甚至整段整段的《汉书》，我惊讶并佩服他的记忆力，真可谓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令人深感望尘莫及。他与王志符先生又常共同忆及当年在上海的趣事，如应聂耳通知参加欢迎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马莱爵士的晚会，马老鼓励并资助友人去延安投奔革命等等。马老爱才、惜才，文革刚结束，他就忙着为各位老同志、老教授平反，恢复他们的职务、职称，后又不拘一格地引进了不少年轻学人来民院任教工作。1991年，我破格参评教授，因为是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要跳过副教授这一级，这在当时阻力很大，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但那时我已出版专著四部（其中两部是在台湾出版），先后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外国美学》等全国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表了近七十篇论文，马曜先生与张文勋先生认为，依我的成果与学术实力，已足可晋升教授，两位先生亲自为我作学术评审人，并极力举荐，此事曾成一时之美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专著《中国艺术思维流论稿》出版，马老又亲自向季羡林先生索字为拙著题签书名，张文勋先生也高度肯定此书，并赐序推介。对马老与张文勋先生的多方关照和扶持，我深怀感恩，永志难忘。
云南民族学院盖新房后，几乎所有教授都分到了，唯独我因年轻，不仅没有分到新校舍，就连旧房的调剂都轮不到，让年纪稍大我的副教授占了。因我的住房实在太小又简陋，所以我也有意见。马老得知后很生气，多次找校领导反映，认为首先要解决教授的住房问题，说他们不尊重人才、不爱惜人才，甚至提出要把他的住房让给我。民院其他多位老教授如王志符、汪宁生、杨知勇等也为我抱不平，据理力争。此事虽最后并没成功，但马老为我抱不平，不怕得罪人的言行举止，使我深受感动。特别是我在民院任教的最后几年，马老与我几乎无事不谈，包括他看不惯的事，他不愉快的事，都会向我倾诉，有时甚至别人请他写评语、作鉴定等，他也会交我代为执笔。于是，我们就成了真正的忘年交。我离开昆明，被引进至上海大学任教后，他与张文勋先生仍与我书信不断，举凡有新著问世，我们也都互相赠送。每次我回昆明避暑，一定会去看望两位先生，交谈甚欢，情深谊长。
马曜先生逝世已十二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那极富正义感的为人处世，他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每每忆及，总有如沐春风之感。马老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马老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为人师表，他对后学的提携、激励，他的直率、刚毅与大度和时时映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当此马老离世十二年之际，特写此文，以示深切的缅怀。
题目也可改为：《我心中的马曜先生——革命家、学者与诗人》
作者金丹元，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全国艺术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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